到 處 亂 走

1月5日-1月15日，青岛到北京。青岛大学、迎宾馆、福山路名人故居一条街、小鱼山、海洋大学、基督教堂、邮电博物馆、天主教堂、德国监狱以至、天后宫、八大关、骆驼祥子博物馆；龙泉窑青瓷艺术展、走进万历朝特展、浙江原始青瓷及德清火烧山等窑址考古成果展、明代花鸟特展、邢窑陶瓷艺术展、佛像展、新疆古代服饰特展，还有一场话剧和数个书店、出版社。

换由我自己规划，行程中的好些站是不会出现的，或者至少不会执意走完。比如明代花鸟特展，我对花鸟画的偏见不知道哪儿来的，结果这个展出乎意料地好看。

有人开玩笑说，哇你和领导出差，岂不是“陪太子喝茶”、“伴君如伴虎”之类的。最初我只是简单地将行为模式设置成不具有主动权，然而慢慢地我开始观看自己的这种状态。它像一个有趣的实验，最终让我在数个卧谈的夜晚和饿醒的清晨获得了面对新一天的兴奋劲。距离那条“时间走得越来越快，每天早上醒来也不觉得是个新开始”的微博已经近两个月，在此期间，写完论文初稿和逃往云南也没能让我真正振作起来。

以前我常抱怨旅伴不能称心如意，总有要迁就的地方，我又往往迁就。想去的地方没去成，不想呆的地方却停留过久，多少会有些情绪。这本来是人之常情，却能骗过理性对自我形成难以察觉的围困。当我完全放弃思考“想要做什么”，彻底按照他人的节奏和模式行动，反而没有任何别扭。当然不是说要过别人的生活，但这是个宝贵的突破，让人真实地与另一个世界照面，并且达成理解。 原来固守积习才会死。

不吃早饭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没人规定12点了就得匆匆扫完展厅去觅食， 也不是一天想好了要去三个地方就一定要都完成。我像被一巴掌打醒似的发现，面对时间和规则的慌张使我成为了现在这样不够好的人。有时候我明明被一件事情吸引，或者明明可以趁着好状态一鼓作气啃完一本书，却总是不自主地被外在的齿轮声催了眠，自以为合理地去做一个工整的人。

不快乐和怠惰大多来源于此，心里最渴望的事情没有做成，完成再多次要的任务都不能弥补。原来我一直自以为是地将坚持某种模式看作有效的自我实现。其实那只是做给别人看的样子而已。

我不是至今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局限。雷老师也看穿我难以在一件事情上持久投入。但和大多数人一样，自省往往只停留在因失眠而痛苦兴奋的神经系统里，当太阳升起便消失无踪。改变习惯太难了，不只因为阻止惯性会产生磨擦力，还因为意识里总挥不去对自我的保卫。以往我只看到所谓“我的方式”带给我的好处，却看不到当这种方式出现问题的时候，不应该更极端地推行它，而应该看看放弃它会带来什么。那时候我像个瞎子，而且是一个会迁怒于人、迁怒于外界的，令人讨厌的瞎子。也许是我运气好，有一个机会心平气和地试用改变了的生活。在看话剧的時候，我甚至悄悄改写了原先言之凿凿的某一项自我认知。

滞胀期竟然以如此简单的方式过去了，每天都愿意醒来，所谓身心健康，连肠胃也达到了半年以来的最佳状态。这感觉很像07年在土耳其，那时候我第一次独自出门远行，回来以后走在路上想对每一个人微笑。最大的感受是发现人生有无穷的可能性，觉得每一条路都可以通向理想的生活。这话极其空洞，却又非常实在。想和人分享，但很难说得出来。

发现了这些，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是这样的，这次采访私心爆棚。但是我越想见谁，见到了越冷静，所以表白什么的是没有的。但是后来补充的电话采访还是很触动的，甚至想跟他们一段时间做个类似人物志什么的东西。顺便采集云南民间歌手和唱片的资料。

报上登的因为版面问题作了删节，完整版如下。当然，有些素材以后再用。

听野孩子唱支黄河谣

“山岗的旧石板上/长满了杂草/空荡荡的石头房子里/坐着一个青年/他自己唱歌/他自己走路/和两只温柔的黄狗说话/偶尔有朋友从远处来/带来了烟和酒/喝完了他们就下山了。”

尹丽川的这首诗原本与野孩子无关，但张玮玮读到它的时候，觉得几乎像是为乐队已故的主唱和吉他手索文俊而写。基督徒小索的坟正是个方形的石头房子，野孩子的成员每次去看他，都带去一包中南海和一包兰州。于是张玮玮为《石头房子》谱了曲。这首献给小索的歌，他和郭龙在巡演的时候经常唱。

    10月31日，小索祭日的后一天，张佺、张玮玮和郭龙在上海山海LiveHouse举行了“大桥下面——纪念小索专场”演出。这样的纪念演出每年都有。头两年是在北京河酒吧，当年的朋友到了10月30号全都能见到，一切像是回到从前。后来慢慢地有了变化，张佺出了个人专辑，张玮玮与郭龙成为更为人熟知的组合。朋友们有一些不再亲自到场，但仍会以各种方式发来问候。从2009年开始，他们明显感到台下的观众也换了一拨，似乎人到了某一个年龄，就与“听民谣”这件事挥手告别了。因此他们的纪念演出也不刻意追求安静肃穆，就是唱唱他们最想唱的、野孩子过去的歌。《野孩子》、《眼望着北方》、《消失》、《死之舞》、《伏热》……还有仪式般的固定曲目《黄河谣》，台上台下也像所有民谣现场一样骂骂政府，开开玩笑。就像对待所有离去已有时日的朋友，人们习以为常、热情谈笑如同他仍在身边。唯有台上静静躺着的两束花在曲终人散时勾起一阵悲伤。

为了野孩子未完成的专辑

    今年开始，张佺、张玮玮和郭龙三个人一起演出的次数明显多了。不少人问，野孩子重组了吗？小索去世后，张佺曾经说过，这个名字绝对不再用。10月30日三人在西湖音乐节演出时破了例，但这将是唯一一次破例。因为西湖是野孩子组建的地方，又恰逢小索祭日，拗不过主办者兼老友的坚持。现场近两千观众席地而坐，安静地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而他们三人也仿佛野孩子原神就位。连一向淡定的张佺也兴奋了。

十月过去，三人今年的演出告一段落。短暂的假期之后，张玮玮与郭龙将去云南和张佺一起排练，他们要完成野孩子未完成的录音室专辑。张玮玮说，之所以又聚到一起，是因为野孩子的事，对他们来说仍然是重要的事，当年的感情，如今仍然是难以割舍的感情。这张未完成的专辑将是野孩子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当年小索和贝司手已经录完了他们的部分，这部分不可能再更改，因此张佺三人必须将自己的部分做到和他们一样的水平。由于当年录音的时候，野孩子对音乐精准度的要求极其严苛，现在要练到能够配合既定的部分，也不是易事。三人决心，只有把这一张专辑组完，才有可能再叫“野孩子”。

被音乐解放的人

对于张佺、小索、张玮玮和郭龙这四个西北人来说，音乐是他们从不满意的人生中挣脱出来、获得自尊的最大力量。郭龙相信音乐如同暗流，尽管唱歌的人不知道他的歌声具体到达哪里，但一定会影响到一些人：“野孩子对我的影响就是最好的例子。”

张佺和小索于1995年组建野孩子后来到北京，那时候张玮玮和郭龙还是西北的两个摇滚青年，直到二人追随野孩子到首都，仍然处于将摇滚标签强加给自己的状态，听重音乐，手上戴满饰物。当他们在北京第一次听到野孩子的现场，惊为天人，感叹“竟然有那么简单纯粹的音乐”，从此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张佺说：“当时看到他们，就像看到我小时候，我也经历过那样的阶段。”现在，三个人的状态渐行渐近，衣着简朴，态度随和，使用原声乐器，只有对待音乐不容差池。

野孩子的许多歌脱胎于西北民歌，然而在张玮玮与郭龙的音乐里，北方则显得抽象，他们似乎更偏爱歌唱南方。当张玮玮终于写到自己的家乡白银，原本想创作一首“现实主义的思乡歌曲”，却发现写不出一条具体的街道。那座工业城市让他感觉到侮辱，他的人生在那样的环境里被认为毫无价值。“我是被音乐解放了。”张玮玮说，他是没有乡愁的人，写不出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但我唱《黄河谣》的时候是有乡愁的，那个乡愁不是兰州，是河酒吧，是野孩子乐队，是那四五年的时光。”